我与环评的不解之缘

在“70后”里，我算是老同志了。1972年6月16日斯德歌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时，我就满一周岁了；1973年，中国召开第一次环保大会，确定中国环保32字方针即“全面规划、合理布局、综合利用、化害为利、依靠群众、大家动手、保护环境、造福人民”，并引入环评概念时，我两岁；1979年《环境保护法（试行）》正式颁布，将环评确定为所谓“老三项”环境管理制度之一，那年秋天我上小学二年级，戴上了红领巾；198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，提出环境保护“预防为主防治结合、谁污染谁治理、强化环境管理”三大政策和八项环境管理制度——“三同时”、环境影响评价、排污收费、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、环境目标责任制、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、限期治理、污染集中控制制度，并在当年修订的《环境保护法》进行制度化，同年秋天我上高三了，全力准备着高考，以“脱离农门”。

当然，我和环评的故事，真正开始于1990年秋天。那年夏天，我对环保的了解只限于听班主任所讲的“环保局是个喝茶的好地方”，以及当年“农林水地矿油，师范学校粉笔头”氛围下个人认为“读师大环境科学系，享受师范奖学金且应该不会去中小学做老师”的情况下，报考了东北师大环境科学系。幸运的是，在几乎经历了一个夏天的焦虑等待之后，终于拿到录取通知书。我不仅开始践行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而且与中国环评有了交集。刚一入学，听高年级的同学和老师们如数家珍地描述我们“小环科系”的各种成就和荣誉时，就少不了“环评甲级”。1992年秋天，大三时的一门重要专业课就是《环境质量评价》，任课的是敬业憨厚的姜建祥老师。1994年毕业季，我参加了“学术生涯”中的第一个课题——长春胶合板厂技改项目环评，历时两周的现场监测、放探空气球，回到学校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数据处理、撰写“环评报告”。

1996年夏天，我正在读研二，系里一个老师从英国回来带来一个材料，名字大概是“Step by Step, Guideline for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(Royal Society of Bird of British)”。导师尚金城先生让我带着一帮师弟师妹把材料翻译成了中文，先生还特意给这个翻译团队起了个名字“环研本”（即环科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，呵呵）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“战略环境评价”。

图1 第一次接触战略环评，我就是“环研本”里的一个“研”

1998年出台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，作为环境管理八项制度之一的环评，率先以单项法规形式予以确立。那年春天，导师尚老师主动“放权”，让我自主选择“战略环境评价”作为博士论文选题，这一研究方向我持续至今。

2000年夏天，我顺利博士毕业，经多次反复抉择，最后决定来同济大学跟随陆雍森教授做博士后。陆老先生当年那本《环境评价》，厚厚一大本，可谓是经典教材。2015年前后，FD大学图书统计年度借阅书籍环境学领域前十名，依然在列。

2002年秋天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正式出台前不入，我博士后出站并成为高校“青椒”。2003年9月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正式生效，那一年，我挖到了“学术第一桶金”：年初，基于博士论文的我的第一部专著《战略环境评价导论》出版了，这也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专著，而且在当年学校的绩效考核中顶了我一年的工作量；也是那年春天，我参与了规划环评技术导则的起草并为之提供了“蓝本”，之后作为教师多次参加全国规划环评技术培训，确立了我在战略环评、规划环评的“江湖地位”；还是那年的夏天，我晋升了副教授，成为当时环境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；并在那年秋天，我被学院破格聘为“责任教授”（B2岗）。

2004年仲夏，我参加了为期5周的中国瑞典战略环境评价高级培训（第二期），培训班上的不少成员，后来成为了中国战略环评学界和规划环评业界的中坚领导者、带头人；那年秋天，基于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出版了第二部专著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及实例》，又顶了我一年的工作量。

2005年的“环评风暴”，停建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项目，实行区域限批。当时被称为处于权力巅峰的环评，已然成了环保部门最大的权力、保障科学发展的一把“利剑”，规划环评也成为了环保部门参与综合决策的主渠道、宏观经济管理的“调节器”，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“控制闸”，预警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“晴雨表”。那几年，我承担的一个规划环评，后面因所在那个地级市被区域限批而“凉凉”了。

 2007年初夏，我牵头团队中标课题《广西沿海石油化工产业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》，这也是当时国家环保总局规划环评试点项目，从此以后我们开始了和广西环保界的长期合作，从同济到复旦，从没间断过。2014年底，还在广西环科院设立了“战略环境评价联合研究中心”。

2008年原环境保护总局升级环境保护部，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。那年初夏大地震前夕，我承担了重灾区的某个文化产业园的规划环评，后面又经历了“金融危机”，最后不了了之。也是那年夏天，我经历了三个月的澳洲冬季交流培训，在一次课堂讨论时，我提及了当时国内还极少人关注、现在几乎尽人皆知的邻避效应（Not In My Backyard, NIMY)，被澳洲老师称为“A beautiful word”。

2009年，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》颁布。那年秋天，我历经“十一年内十次申请”，可谓“十年磨一剑”，终于第一次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，题目就是《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》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40971305））。那年年底，我晋升了教授。还是那年的一次学术论坛上，我以《科学发展观下的战略环境评价》为题撰写文章，开始思考党的大政方针下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，并出版专著《政策可持续发展评价》。至此，从规划到政策，从环境影响评价到可持续性评价，算是构建了一个初步的战略环境评价体系框架，尽管这比最初读博时凭着“初生牛犊”的“冒失”提出要建立这一框架晚了10年。

图2 我的战略环评三本书

2010年十一月起，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学系林健枝教授那里，做了三个月的“访”“学”，也开始了对战略环境评价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反思。

2012年党的“十八大”之后，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，中国开启了生态文明新时代。2012年的11月，我在经历了近一年的“彷徨”之后，弃“济”投“旦”，又开始了我在环评制度体制机制方面的一系列思考。

2013年初在香港举行“中国环境保护40年学术论坛”之际，我开始期待下一个“40年”，实现了我们 “建设美丽中国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” 的梦想并断言：我国环境保护经过40年风风雨雨，将开启一个新的“元年”。那年春天，一次近乎偶然的机会在《环球时报》刊出“豆腐块”大小的文章《环评屡造假,，板子该打谁》（2013-04-22），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对环评的关注。这也开启之后至今10年间，我几十次地借助《环球时报》《新民周刊》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《中国环境报》《文汇报》《解放日报》及下属新媒体“上观”等各类新闻媒体向社会讲“环评”的事儿，大事儿、小事儿，好事儿、坏事儿……

2015年初，中央对环保部的专项巡视，“监管失职” “红顶中介”“不当利益输送”“花钱办证”“权力寻租”等结论让整个环评界不止是“面红耳热”，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场“风暴”，这距离2005年的“环评风暴”刚刚十年。继而开启了包括“环评脱钩”“取消环评资质”“弱化审批和承诺+备案”的系列改革。2018年的全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会议，进一步强调了“放管服”环评改革的总体方向和用猛药去“沉疴”、用改革增强环评制度的活力的总要求。我也算是手忙脚乱，为环评的新理念、回归本质、未来走向、制度升级、多评合一、“双评价”、有效性、“放管服”等“操碎了心”。

回顾这些年我与环评，蛮有意思。我算一个“从一事终一生”的人。包括战略环境评价在内的环评，是我喜爱的研究领域。当年写博士论文时，师弟师妹曾“笑”我一看到“战略环境评价”“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（SEA）”甚至作为海洋的“SEA”，就眼睛发绿。对于环评的情感，这里引用当年被称为“根叔”的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口中的母校“就是那个你一天骂他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”来比喻。

2015年3月30日央视一期节目把“环评”称为“坏评”。之后不久该节目主持人来FD参加活动，我本来想去“踢场子”，只是我后面“忍”了或出于“来的都是客”的礼仪才“作罢”。

图3 环评我可以“骂”，你不能！

今年是2022年，是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的20周岁。可以说，过去20年里，环评经历了风风雨雨甚至是“风暴”。但环评的本质，无论是出于“行动学派”的优化决策、降低决策实施的不良环境影响，还是出于“组织学派”旨在消除可能导致未来显著环境问题的政策、规划与项目决策的制度与体制性要素，环评应确实要对决策者“管用”。包括但不限于：以生态文明、可持续发展、绿色低碳发展等理念优化政策、规划、项目等重大决策的体制机制，不良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和尽量提升生态环境质量、改善人居环境，防范和应对决策失误及其生态环境风险，响应群众的环境诉求、规避决策和实施可能会导致的邻避冲突和环境群体事件。

无疑，未来环评人仍须努力。

作者： 包存宽

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